喬孝堂 喬千

　　提到“孤城”，首先讓人想起唐代的邊塞詩：“黃河遠上白云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”“青海長云暗雪山，孤城遙望玉門關”，意境悠遠遼闊，令人神往。其實，宋詞中還有一座“孤城”。

　　“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。四面邊聲連角起，千嶂里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杯家萬里，燕然未勒歸無計。羌管悠悠霜滿地，人不寐，將軍白發征夫淚。”

　　范仲淹的這首《漁家傲•秋思》，既蒼涼深沉、慷慨大氣，又不失家國情懷，備受歷代士人推崇，和《岳陽樓記》一樣成為傳世名篇。

　　論家喻戶曉的程度，詞中的“孤城”不如唐詩中的“孤城”，但是這座“孤城”卻非同尋常、氣象萬千。它曾威名遠播于一時，又悄然隱沒于一隅。千百年來，它的名字不絕于史籍，而現實中，它又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蹤跡難覓。

　　“孤城”都經歷了什么？時至今日，“孤城”身在何處、面目如何？

　　北宋仁宗時期，北宋和西夏發生了歷史上第一次宋夏戰爭，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雙方在延州（今陜西省延安市）三川口大戰，宋軍全軍覆沒，震動朝野。這一年，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，奉調來到對夏戰爭最前沿，先后在延州、慶州（今甘肅省慶陽市）等地擔任行政長官和一方軍事統帥，其中知延州八個月，知慶州一年零六個月。直至慶歷三年（1043）四月回京，前后歷時4年。

　　延州、慶州北據長城、南接關中，正是北宋與西夏軍事沖突的“塞下”地區，《漁家傲•秋思》就誕生于范仲淹此次戍邊期間。只要圍繞這個線索，就不難探究“孤城”的前世今生、廬山真容。

　　“巋焉如山”大順城

　　“孤城”會是什么樣子？不妨先看《漁家傲•秋思》：“四面邊聲連角起，千嶂里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”“嶂”者，像屏障般直立的山峰，“千嶂”，就是連綿而陡峭的群山；而所謂“孤城”，一定遠離其他城寨，且身處敵境，否則四面也聽不到伴隨著兵戎的“邊聲”。有人說“孤城”就是延州——今延安市，也有觀點認為是指慶州的治所——今慶陽市的慶城縣。延安、慶城雖然地處山川，城外梁峁起伏，但離“千嶂”還有不小差距。尤其作為州城和帥府所在地，它們周邊都有若干縣城拱衛，遠不至于成為號角四起、孤懸在外的“孤城”。顯然，不論延州說還是慶州說，均不能服眾。

　　再看戰場形勢，范仲淹一經到任，就確立了防御為主的守邊方略，除了修葺城池，他在邊境大力構筑城寨，據此步步為營、以守為攻。“城”和“寨”都是北宋為適應對夏斗爭，按規模等不同在邊境建構的軍事堡壘。在這些城寨中，最著名的一座，就是在慶州時修筑的大順城。當時范仲淹擔任慶州知州，兼任環慶路經略安撫、沿邊招討使，主持慶州、環州（今甘肅環縣）等數州的軍事。他在上奏給仁宗皇帝的《上攻守二策狀》中寫道：“臣竊見延州之西，慶州之東，有賊界百余里，侵入漢地，中有金湯、白豹、后橋三寨，阻延、慶二州經過道路，使兵勢不接，策應迂遠。”

　　金湯、白豹、后橋三寨原屬北宋，西夏占據后派駐重兵、著力經營，由于地處要害、又互為犄角，不僅阻隔了延州、慶州之間的交通，還切斷了軍事上的接應，成為西夏南下西進的橋頭堡，給北宋造成極大威脅。為此范仲淹建議：“請于柔遠寨東，節義烽、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，以牽制賊勢。”——他懇請朝廷同意，在柔遠寨以東的節義烽、馬鋪寨一帶選擇要地，新建一座城寨，來對抗和牽制西夏的三寨。

　　這是大順城建造的起因，見于專門記載北宋歷史的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。后來的多部文獻都記錄了大順城的修筑過程，其中《續資治通鑒》寫道：“慶州之西北馬鋪寨，當后橋川口，深在賊腹中，范仲淹欲城之，度賊必爭，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，引兵隨其后。諸將初不知所向，行至柔遠，始號令之，版筑皆具，旬日城成，是歲三月也，尋賜名大順。”

　　“是歲三月”，即北宋慶歷二年（1042）三月。據《宋史•范仲淹傳》記載，大順城剛剛建起，就迎來一場激烈的戰斗：“賊覺，以騎三萬來戰。”——西夏發現這座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宋軍城寨，派出三萬騎兵前來攻打，兵力是守軍的五倍以上。可以想象，人喊馬嘶的“邊聲”勢必震撼了山谷、響徹了原野，也喚起了城內范仲淹和宋軍同仇敵愾的意志。最終，西夏人連續數日攻城不下，假裝敗退，打算設下埋伏引誘宋軍追擊，又被范仲淹識破：“佯北，仲淹戒勿追，已而果有伏。”

　　西夏退兵不久，范仲淹上路返回慶州，此時已是暮春，見到路邊山坡盛開的山桃花，一身征塵的范仲淹詩興頓起，隨口吟道：“三月二十七，羌山始見花。將軍了邊事，春老未還家。”這首古風題目就叫《城大順回道中作》，雖寥寥數言，卻反映了他內心的輕松。

　　大順城的建成無疑是當時的一個重要事件，不僅仁宗皇帝親自賜名，后來成為北宋一代大儒的張載也滿懷激情地寫出了《慶州大順城記》，其中寫道：“勞不累日，池埤以完。深矣如泉，巋焉如山。百萬雄師，莫可以前。”

　　一句“巋焉如山”，點出了大順城的堅固險峻；“百萬雄師，莫可以前”，更是寄托了對大順城的厚望。

　　《宋史•范仲淹傳》說：“大順既成，白豹、金湯皆不敢動，環慶自是寇益少。”大順城建成后，既打通了慶州和延州的聯系，又使北宋在對夏前線有了一個戰略支撐點，很快就遏制了夏軍的攻勢，扭轉了環慶一路的戰爭局勢。

　　經過不斷修整擴建，大順城成為北宋邊關軍事重鎮，據考證，駐軍人數最多時達上萬之眾。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修兵書《武經總要》對大順城作了詳細記錄；當時在朝中擔任諫官的歐陽修也對大順城有過高度評價，認為是對夏戰事中為數不多的“能立功效者”。  范仲淹去世14年后的北宋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西夏第二位皇帝李諒祚親率數萬主力圍攻大順城，不僅無功而返，自己還中弩負傷；熙寧三年（1070），西夏以舉國之力分數路出兵北宋，連續三日猛攻大順城，付出慘重代價，大順城卻巋然不動。終北宋一朝，大順城從未易手。直到靖康之變之后，金國入主北方，又陸續屯兵原北宋西北各路軍事要塞，大順城繼續與西夏對陣。

　　以大順城為代表，僅一年半時間，范仲淹在環慶路就修筑、修復城寨28座、烽燧44個，這些城寨和他在延州時修筑的城寨一道，為北宋爭得了軍事上的主動，對隨后“慶歷和議”和平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沒。范仲淹之后，北宋繼續修城筑寨，在邊境建立起了完備的防御體系，深深影響了北宋與西夏雙方八十多年戰戰和和的攻守態勢。

　　而大順城的修筑，從奏請朝廷，到縝密謀劃、精心準備，進而父子上陣、親身參與，范仲淹投入的心血絕非一般城寨可比。特別是大順城保衛戰的日日夜夜，更是給久為文臣的范仲淹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。

　　有人說《漁家傲•秋思》就寫于這次戰斗的間隙，屬于觸景生情、有感而發；也有人說既然是“秋思”，應該寫于范仲淹戍邊的某年秋天，寫作地點為慶州，甚至更早的延州才對。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很難考證，詩詞中，“秋思”多為泛指，況且詩歌本身就是厚積薄發的產物。

　　“濁酒一杯家萬里，燕然未勒歸無計”。盡管邊患未平、功業未成，在范仲淹心目中，大順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寨，四載春來秋去、幾多霜夜難寐，唯有大順城，才能真正激發《漁家傲•秋思》的創作靈感；詞中的“孤城”更不是泛指，如果有一座“孤城”能夠寄托范仲淹的思鄉之情、報國之志，那一定是大順城！

　　神秘古寨城子山

　　關于大順城的位置，北宋的《武經總要》和南宋的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都未能交代清楚，給后人留下無盡的遺憾。但一直以來，在諸多史料中依然能夠找到大順城方位的只言片語，其中相對明確的說法有三個：

　　一說在“慶之西北”。最早出自《宋史•范仲淹傳》：“慶之西北馬鋪寨，當后橋川口。”之后《續資治通鑒》等多部史籍均沿用此說，這也是最為通行的說法。“慶之西北”即如今慶城西北。

　　二說在“柔遠寨東北”。源于張載的《慶州大順城記》序言：“建城于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。”這個柔遠寨，正是如今慶陽市華池縣政府所在地——柔遠鎮。柔遠鎮在慶城東北，既然大順城“建城于柔遠寨東北”，那么同理，大順城也應當位于慶城東北。  第三說比較簡單，出自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中范仲淹的奏疏：“請于柔遠寨東，節義烽、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，以牽制賊勢。”也就是說大順城在柔遠寨以東。

　　這三個說法中，除了慶州，還出現了幾個地名：馬鋪寨、后橋、大順川、柔遠寨。其中馬鋪寨、后橋、大順川僅存于史書當中，到底在今天的哪里，都無從尋覓了；而柔遠寨——今天的柔遠鎮，自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建寨以來，名字從未變更。

　　可以發現，如果以慶州為參照，大順城的兩個方位是互相矛盾的——《宋史》說在其西北，張載說在其東北；如果以柔遠寨為參照，同樣也對不上——張載說在其東北，而范仲淹說在其以東。

　　大順城的位置，連最接近北宋的史料都撲朔迷離、莫衷一是！

　　這里有一個需要注意的細節，當時年輕的張載作為范仲淹的仰慕者，曾親赴慶州拜見范公，極有可能踏足大順城。張載記錄的“建城于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”，不僅指出了大順城的方位，還標明了從柔遠寨到大順城的距離，因此一些學者傾向張載的說法，認為“柔遠寨東北”說更為可信。清代著名地理學家顧祖禹在他的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中就提到：“柔遠寨東北至大順城四十里”；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，慶陽縣編修縣志（慶陽縣即慶城縣，歷史上華池縣幾度被廢，當時大部劃入現慶城縣），主編張精義提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觀點，斷定“大順城在角乍川，距縣城（慶陽縣城）東北一百八十里”。這里的“角乍川”，即今天柔遠鎮東北方向紫坊畔鄉一帶的腳扎川。顧祖禹和張精義所依據的，主要就是張載《慶州大順城記》的序言。雖然張精義第一次點明了大順城在現實中的位置，比張載、顧祖禹更進一步，但具體在腳扎川何處，依然語焉不詳。

　　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，華池縣準備編修歷史上第一部縣志，縣上覺得，這次必須給大順城的位置一個準確的說法。于是按照民國《慶陽縣志》所指的方位，又參照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的大體標識，工作人員尋蹤來到了縣城東北30公里的紫坊畔公社（今紫坊畔鄉）。在公社以北兩公里的高莊大隊郭畔生產隊，靜靜地沉睡著一座不知年代的古城寨遺址，當地人稱其為城子山。城子山古城坐南朝北，南高北低，呈梯形，三面臨溝，周長1500米，面積73.5畝。雖然年代久遠，但城寨痕跡完整，明顯是一座軍事堡壘，而且十分接近當年西夏的白豹寨和金湯寨。于是，城子山古城被認定為大順城，這一結論便正式載入了第一部《華池縣志》（1984年版）。此后，1998年出版的《慶陽地區志》等文獻均采用了這一觀點，直到2008年，北方民族大學副教授楊蕤在其專著《西夏地理研究》中也寫道：“大順城在今甘肅省華池縣城東北30公里處紫坊畔鄉腳扎川溝掌的城子山。”

　　但實際上，這個結論自提出后即爭議不斷，最大的疑問，就是城子山古城的地形與《宋史》中大順城的記載完全不符。

　　在《宋史》大順城的相關篇幅中，有數次水戰的精彩記錄。《宋史•蔡挺傳》說：“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，騎渡水多躓，驚言有神。”《宋史•高敏傳》說：“夏人攻奪大順水寨，敏出通路，自寅及午，且戰且前，多所斬獲。”說明大順城筑有水寨是毫無疑問的。城子山古城雖然地勢險要、易守難攻，溝底也有水源，但東、西兩側的溝道既深且窄，周圍沒有任何開闊地帶，不具備形成水寨的地理條件，也看不到人工營造的痕跡。從水寨角度講，對城子山古城就是大順城的結論，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。

　　還有一個疑問，城子山古城占地只有70多畝，面積大致相當現在的一個中型體育場，難以想象，這樣一個不算很大的城堡如何駐扎上萬的人馬？又何以承受西夏一次次的重兵合圍！

　　如果不是大順城，這座城子山古城又會是何方神圣？

　　歷史往往在不經意間透出一絲亮光。慶城縣民國以前一直名為安化縣，翻開《宋史•地理志》第87卷安化縣部分，其中有一座城寨的記載，城寨的位置是這樣描述的：“東至德靖寨九十里，西至東谷寨六十里，南至大順城四十里，北至白豹城四十里。”

　　暫且撇開位置存疑的大順城，德靖寨位于今陜西省志丹縣的旦八鎮，白豹城即白豹寨，地處今天陜西省吳起縣的白豹鎮，而東谷寨就是今天華池縣懷安鄉的小城子村。找出一張當地地圖，按照已知的三點簡單進行倒推，就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：這座城寨，正好就是城子山古城的位置。城子山周圍二三十里，再無任何古城古寨。

　　然而，這座城寨，在《宋史•地理志》中是有名字的。它叫“安疆寨”。

　　根據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等史料，安疆寨為北宋熙寧三年（1070）五月由西夏所筑，當時稱作礓砟寨。北宋元豐四年（1081）十一月，礓砟寨西夏守將香都攜家舉寨歸附北宋，北宋派出大順城第三副將付諫接管礓砟寨，礓砟寨由此成為大順城屬寨，歸大順城管轄。也許是嫌“礓砟寨”這個名字太生硬，或者西夏氣息過重，第二年，宋神宗下詔改為“安疆寨”。  城子山古城并不是大順城，而是歷史上的安疆寨。從建成時間來看，它比大順城晚了28年，其地位和知名度與大順城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　　正本清源二將城

　　二將城是華池縣境內一座著名的宋代古城，當地盡人皆知，1982年10月和1993年3月，兩次被甘肅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關于二將城名字的由來，按照流傳多年的說法：“二將”指的是曾經在這里抗擊西夏、保衛邊疆的范仲淹、韓琦兩位將軍，因其戰功卓著，當地人民為了紀念他們，就把這座古城稱為“二將城”，就連《慶陽地區志》也是這樣表述的。總之，和大順城沒有什么關系。

　　然而線索卻不容回避地指向了這里:既然城子山古城就是安疆寨，根據《宋史•地理志》，安疆寨“南至大順城四十里”，那么從安疆寨往南四十里會是哪里呢？沒錯，正好就是現在的二將城！

　　二將城位于慶城縣東北大約六十公里，具體在華池縣山莊鄉的雷圪（土+勞）村。如果它就是大順城，這就徹底否定了《宋史》等史書“慶之西北”的說法。但問題又來了，這與張載的說法同樣存在偏差，因為，二將城的準確方位，并非“柔遠寨東北”，而是華池縣柔遠鎮正東偏南！

　　這個位置，恰恰又與史料中大順城方位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三個說法，即范仲淹奏疏中提到的“柔遠寨東”基本吻合。

　　雷圪（土+勞）村背靠莽莽子午嶺，周圍群山聳立，連綿不斷，極富“千嶂”的意境。而坐落于此的二將城橫跨兩山，地勢開闊，分為南北兩城，北城依山而建，南城又分內城和外城，全城共占地750畝，是安疆寨十倍之多。放眼望去，雖然殘垣斷壁錯落于大片的耕地之間，但依然可見當時的規模和氣勢。耕地中，仍有為數眾多的殘磚碎瓦被不時發現。

　　這里會有水寨嗎？可以看到，二將城地處二將川河與鐵匠溝水交匯處，城下是一片平坦開闊的農田，河水下游不遠處有一道明顯的人工土壩的痕跡，只要利用兩邊的山體稍作整治，很容易將河水攔截、抬高，使全城三面臨水。據說，直到20世紀60年代，這里還是大片的水域。而在土壩附近，至今仍能零星撿到年代久遠的瓦礫。這些，似乎都在證明當年水寨的存在。

　　再看位置，二將城東北正對西夏的金湯寨，西北在安疆寨尚未建成的情況下，直接和西夏的白豹寨對峙，距離都只有數十公里，與《宋史》大順城“深在賊腹中”的描述一致，范仲淹稱其為“孤城”也名副其實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隨著近年來一些實物的問世，二將城的面目開始變得清晰起來。1991年，華池縣文化館干部黃克義在二將城南城發現一件殘缺的板瓦，上面刻有“大順城官”四字；1999年5月，華池縣委黨校的喬孝堂在二將城南城瓦礫堆中也撿到同樣的一塊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至今累計已有十多塊這樣的殘瓦在二將城被發現，有的寫作“大順城官”，有的只寫“大順城”，因字體不一、形制不同，應為不同年代燒制。據當地老人說，直到20世紀50年代，二將城南城內城還殘存一道城門，門洞上的條石上就刻著“大順城”三個字，但遺憾的是，后來城門塌陷，條石也找不到了。

　　這些活生生的物證，為厘清二將城與大順城的關系提供了直接證據。2004年，修訂后的第二部《華池縣志》糾正了第一部《華池縣志》的錯誤說法；2014年新出版的《慶陽市志》正式確認，二將城就是大順城！慶陽官方的認定，使多年的疑問劃上了句號，各種爭論也逐漸平息。現在，在百度搜索輸入“大順城遺址”，顯示的就是位于華池縣山莊鄉的二將城。二將城的身世終于正本清源，它真正的名字就叫“大順城”。  為什么赫赫有名的大順城變成了二將城？

　　宋仁宗之后的神宗時期，王安石推行變法，在軍事方面實行“置將法”，邊地駐軍之處統稱“將營”，并按序號編列，這個做法一直延續到金代。根據《金史》，環慶路設有八個將營，大順城駐軍被編為“第二將營”。雖然大順城被賜名已久，但是從宋到金，官方文書只發到州府和縣衙，那時沒有報紙、廣播，加之老百姓進不了軍營，見不到城門條石和署名瓦當，大順城這個名字在民間的知曉程度并不高，遠不如“第二將營”來得通俗、響亮。老百姓叫著叫著，覺得營字不像地名，便叫成了“第二將城”。再往后，“第二將城”又簡化為“二將城”。

　　“二將城”之“將”，實乃將營之“將”，而非傳說中的將軍、將領之“將”。

　　之后，隨著蒙古大軍相繼滅夏、滅金，以及大一統元朝的建立，作為軍事用途的大順城終被廢棄，“大順城”這個名字慢慢淡出了官方文書，而由金代第二將營演變而來的“二將城”，卻在民間遠近聞名，一代代口口相傳。

　　但要說這樁公案的始作俑者，當屬200多年后明朝編撰的《大明一統志》。此時慶州已成為慶陽府，在其慶陽府“古跡”篇中，除了歷史上著名的大順城，“第二將城”也被收錄其中，兩“城”一先一后，同時出現在這部官方地理典籍之中。這是二將城第一次登堂入室，正式現身于史籍的記載。至于它們的位置，《大明一統志》中大順城依然沿用了《宋史》的說法，稱其在“府城西北”，即慶城西北；而二將城則寫作“府城東一百二十里”。兩“城”一西一東，各據一方。

　　此后，從明代嘉靖年間的《慶陽府志》、清代乾隆年間的《新修慶陽府志》、1931年的《慶陽縣志》，到1984年版《華池縣志》、1998年版《慶陽地區志》，均不加考證、以訛傳訛，原封不動地將“大順城”、“二將城”相提并論，使真正的大順城云遮霧罩，位置更加難以定論。  這就解釋了自北宋慶歷二年（1042）大順城建成，到明代天順五年（1461）《大明一統志》出現之前，400多年間史書上只有大順城，而不見二將城。

　　那么，為什么不僅是《宋史》，就連曾經親臨慶州的張載，所記載的大順城方位都與實際不符？  這也不難解釋，一方面，《宋史》卷帙浩繁、內容龐雜，加之古時交通、戰亂等原因造成的信息不暢，將大順城由慶州東北誤寫為“慶之西北”并不奇怪，這種地理方位上的錯誤，在古籍中十分常見。另一方面，在古代，人們沒有經緯度的概念，一般人在辨識方向時，往往只是一個大概，很難精準。特別是像張載這樣的學者，著書作文注重的是“大義”，至于大順城究竟位于柔遠寨東北還是正東偏南，都是小節。當然，張載對大順城距離的記述并沒有問題，從華池縣所在的柔遠鎮出發，到二將城正好四十里。

　　大順城，一個由范仲淹而起又流傳千古的名字，卻因史籍、文獻中接二連三的謬誤，加上橫空出世的二將城，一度變成了一個遙遠、縹緲，找不到真身、又繞不過去的傳說。  如今，北宋與西夏發生在塞下的激烈戰爭，連同四面的“邊聲”、哀怨的“征夫”，都已隨著凜冽的朔風遠去；誕生于戰場的《漁家傲•秋思》，也早就超越了紛爭，傳唱于長城內外、華夏大地，在中華文化的長河中熠熠生輝，和無數的唐詩宋詞一道，滋潤著中國人的心靈。

　　而這座矗立于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、催生了《漁家傲•秋思》的“孤城”，不僅承載了我們的記憶、豐富了我們的歷史，也同樣成為不斷構筑我們精神家園的有機組成。

　　千嶂層巒中，長煙落日下，“孤城”并不孤單。每年春天，城外路邊的山桃花依舊盛開，粉白絢爛、漫山遍野；秋季到了，早霜染白了大地，長長的雁陣鳴叫著，如期從城上掠過。歷經了無數的雨打風吹，歷史上的大順城就在我們身邊，從來不曾離去，也從來不曾遠去。